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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访问丨新世界中国行政总裁:房地产企业如何穿越周期?******

  文/庞无忌

  2022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行业格局变动加剧。据机构统计,今年前11个月,“千亿房企”(销售额超1000亿元),减少近半,“百亿房企”减少了三分之一。房地产业如何走向新发展模式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率先经历过完整房地产周期、经过国际资本洗礼的港资房企,或许在穿越周期、探索新发展模式方面,能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老牌港资房企新世界发展执行董事、新世界中国董事兼行政总裁黄少媚近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在过去50年的发展中,新世界集团经历了包括全球金融危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等多次动荡环境,所以在“稳”字上要求很高。除“稳字当头”外,前瞻性布局、本地化团队以及多元生态圈是企业成功穿越周期的保障。

  独特的发展模式

  这些年来,许多内地房企激进扩张,追求高周转,但负债高,经营风险大;而港资房企则普遍投资保守、速度慢、项目开发周期长。黄少媚认为,新世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两者的发展路线,“我们既不是单纯的香港发展商,也不是单纯的本地发展商”。

  2021年1月,新世界中国将总部从香港搬到广州,这是公司本地化的重要一步。黄少媚说,总部落户广州后,公司在现场决策、项目开发、销售、租赁及物业管理等领域运转都很快,非常接地气,在速度上跟本地企业不相上下。不同的是,在设计上,新世界仍然保留了香港企业设计国际化的优势;在经营上,也仍然采用港资企业独有的管理模式。

  在她看来,企业经营的“稳”来自收入的多元化。新世界中国既做写字楼、住宅等的销售,也做自持租赁,租售并重。自持部分会开发成瑰丽酒店、K11、K11 ARTUS艺术寓所、服务式公寓等业态。这样短期有销售带来的现金流回笼,当企业遭遇风波、销售利润下滑时,又有长期稳定的租金流弥补,同时也避免了只做租赁带来的资金回笼过慢等问题,“帮助企业穿越寒冬”。

  聚焦四大核心城市

  新世界集团是最早进入内地的港资企业之一。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世界在内地的投资足迹就已遍布华南、华东、东北、华北、华中的数十个城市。但速度和规模并非港资企业的优势。在经历2015年的一轮调整和收缩之后,新世界调整了内地布局,其关键词就是“聚焦”。

  从2016年开始,新世界中国就开始聚焦大湾区和长三角的发展,特别是广州、深圳、上海、杭州四大核心城市。为何选择这四个城市?

  黄少媚说,首先是新世界擅长的综合体项目在这四个城市得到了充裕的投资回报。其次,新世界在这些城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且,这四个城市的发展基础好,适合打造城市地标、高端物业等项目,这些也恰恰是新世界拿手的领域。目前新世界已经完成和正在打造的城市地标包括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深圳K11 ECOAST项目、上海的K11淮海中路项目等。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我们一直在做粤港澳融合”,黄少媚透露,十年前,周大福珠宝中国总部落户在深圳盐田区,去年新世界中国总部落户广州。近年来,新世界加大投资力度,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投资超过2000亿元,其中包括大量的旧改和城市更新类的项目,如:深圳龙岗188项目、光明光侨食品厂项目、广州的塔岗项目等。

  除了地产项目外,集团旗下的社区医疗项目Humansa仁山优社也已进入大湾区,在广州和深圳目前总共35家诊所。2018年,新世界收购了香港富通保险,现在正积极申请内地牌照,未来落地地点也选在深圳。

  多元化生态圈

  建立多元化生态圈是帮助企业穿越周期的重要方式。但这对企业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黄少媚说,新世界多元生态圈融汇地产、商业、酒店、零售、教育、金融保险、医疗等多个领域,“别的发展商很少像我们一样,一个母公司同时做地产也做珠宝。”

  她表示,简单来说,我们商场建好后由K11运营;酒店方面有瑰丽酒店、芊丽酒店、新世界酒店;教育板块有周大福教育;医疗领域有Humansa仁山优社;珠宝方面有周大福。

  黄少媚透露,今年,新世界集团旗下的医疗健康品牌Humansa仁山优社继续扩展粤港澳大湾区业务,将于2022年内扩充至逾30间医疗服务点;新世界集团携手周大福教育集团,引入国际教育资源在广州创办学校——广州博萃德学校,位于广州南站附近,接近香港高铁站,已经开始招生了。即将建成的深圳K11 ECOAST项目,未来将是深圳最大的购物中心。

  生态圈上的各环节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比如:买房其实也是买配套,她指出,在做城市综合体时,如果没有瑰丽酒店,没有K11品牌,单纯做住宅,那就很难对消费者形成独特的吸引力。此外,在新世界的生态圈中,消费积分可以共享。比如消费者买了新世界的房子,得到积分,可以去瑰丽消费,去K11买东西,买珠宝,或者去医疗机构体检或者看病,积分共享有助于生态圈的畅通。更重要的是,联合起来的多种业态也能推动产能融合,满足多元化的生活场景。

  过去,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以量取胜”,但需求就这么多,量的扩张必定会遇到“天花板”。未来如何转型?黄少媚说,只有高质量发展、稳健发展才能帮助企业穿越寒冬,迎来春天。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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